烙马
传世的“日庚都萃车马，为朱文六字巨玺，6.9厘米见方。这样大的玺印，不大适用于封泥，更不同一般官、私玺印。因此玺文中有“萃车马”，与汉书“灵丘骑马”等都与马有密切关系。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著录有“灵丘骑马"为烙马印，此玺亦为烙马专用印。从钮制来看，无穿，是不可佩之物，而是上小下大。似覆斗状，钮上端方口，下半中空。方孔可装入木柄，中空是为便于减轻分量，手执之可作烙马之用。
古代对马极为重视，区别其优劣一并烙印以识。《唐六典》卷十一：“凡外牧进良马，印以三花飞凤之字为志焉。细次马送尚乘局者，于尾侧依左右间印以三花；其馀乘马尚乘者，以凤字印印右髀。”这些记载，也说明战国以后，都会有烙马印，只是有的已失传罢了。
印陶
印陶与封泥，虽同是玺印钤之于泥，但是有区别的。封泥主要是以官玺钤打在泥团上，自干而成；印陶则是以监造者之名或工匠之名，而钤打在陶坯上，烧制而成。封泥出土为独立体，而印陶则完全依附于陶器制品上。当然有时也有以官私印打在印陶上的，但毕竟是少数。 春秋战国时，手工业迅速发展，制陶者在所造器物上记名，以示对产品负责。因此陶文内容较简单，多者逾lo字，少者1字，其内容主要为陶工的籍贯、姓氏，有的还冠以监造者或督造者名字，及司职、地点和年份等。这就是《礼记·月令篇》中所谓的“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，工有不当，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”。清末在山东临淄出土的古陶残片，以及陶豆把上等处，就有陶工印记。后来在河北、河南、陕西等地陆续出土的战国时代陶器制品上，也钤有这种类似的玺文。刘鹗的《铁云藏陶》、黄宾虹所编的《陶玺文字合证》、顾廷龙的《陶鸯文录》等书均有著录，多属战国遗物。
1 952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二里冈发现一陶釜，底层有“口甸岁”的印文。1954年又在旧商城东白家庄地段发现印陶文。1956年在金水河南岸，在黄河医院、东里路等处发掘得到古陶残片100余，内有16个单字。这批印制的陶文，多用方形印章，也有少量的圆形印章，压印在豆盘、豆柄、罐、盆、瓮、碗等物的口沿或肩部上。其质地多为泥质灰陶轮制、厚胎、高柄，压印部位亦因器物而异。豆柄一般印在柄之上部，豆盘多印压在盘内，字有阴文、阳文两种，形状有长方形、正方形、圆形等。其印文有”,此字有释毫”、“京”、“亭”的，考其文献，以毫字为妥。《左传》襄公十一年公孙舍之帅师侵宋。公会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……伐郑。秋七月巳末，同盟于毫城北”，下注：“毫城
郑地o之”，此为圆形小印，阴义，释为“之”字。另有“挹”、“监”、“巽”、“字印，双印有“昃”、“毫”，双字印有“京角”、“侩毫”，另有多字印“十一年私麦(陵)”、“昃毫”，是地名工名。此批陶印文，考古工作者定为东周时期之物。《文物》1985、“纶”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