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节，我们已经讲过现在印章的技法源自古代，虽然古人的智慧是无穷尽的，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更是不能落后的，下面我们先列举一些古代印章界的前辈，看看他们的技法和理论的一些精炒这处。
明代摹印之风很盛，这是继承传统技法的重要手段，也是创作与创新的基础。但在继承方面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，发作两种不同的效果。一种是亦步亦趋，盲目敬重，虽可得古印之妙处，但易抹杀特征。一种是摹习古印到一定基础之后，即在继承的基础上探索特征的发挥，而创作出与古人不同的相貌来。
1．王樨登(公元l535一l6l2年)字伯谷，号青山君、长生馆主。江苏武进人，寓居苏州。著有《吴郡丹青志》、《奕史》等。他在《古今印则》跋中指出：“《印薮》未出，坏于俗法；《印薮》既比，坏于古法。徇俗虽陋，泥古亦拘。”他对盲目泥古者敲起了警钟。
2．苏宣是一位善于摹古，又能自出机杆的能手。在《苏氏印略》自序中谈了他的切身体会，要化古为今，“秦、汉以下八代印章纵观之，而知世不相沿，人自为政。如诗非不法魏晋也，而非复魏、晋；书非不法钟、王也，而前非复钟、玉。始干摹拟，终于变化”。他这种从印章展开历史上来考察，总结出来的摹拟只是学印的手段，变化才是宗旨。这种推陈出新的观点，是很有意见的。
3．徐上达在《印法参同》的“摹古类”中，高屋建瓴地指出：“善摹者，会其神，随肖其形；不善摹者，泥其形，因失其神。”并批评泥古不化者：“人有千态，印有千文，吾安能逐一相见摹拟。其可领略者，神而已。"同时指明善于摹拟古印者，“须取古印良可法者，想象摹拟，俾形神并得，毫发无差，如此久之，自然得手”。他还在“参互类”中清楚提出取法应择善：“取法乎上，犹虑得中；取法乎中，犹虑得下。故学者先须辨得何篆为至上，何刻为大雅，然后定其趋向，不惑他歧，鼓其迈往，不参二志，庶几近之。"因为“谱所载印，固皆为名人所遗，然而刻者未必逐一属名家．著者未必逐一为法印”。可见他们对继承是有所选择的，对于创作也更应采取庄严细心的态度。
4．潘茂弘，字元道，新都人。他在《印章法》中谈到对创作应广积薄发说：“学篆字必须博古，始知古字象形、指事、会意等敦朴神色，皆有妙干《说文》，若看摹文，终是不及。”又说：“夫雕虫篆刻，易识难精，须索精神。”“得意千方犹少，失意一方疑多。得意处，多在快活中想来；败笔处，还是忙中落墨”。这说明创作不作求新意，都应采取庄严、慎重的态度。
四、艺术批评
明代篆刻艺术的展开，当然是既有继承，又注意发现的效果，但也与事前注意对作品的品评有关。 周公谨在《印说》中，渊源画品而较早提出“印品”之说：“画有品，印亦有品。得其法，斯得其品。”“法由我出，不由法出，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，如飞天仙人，偶游下界者，逸品也。体备诸法，错综变化，莫可端倪，如生龙活虎，捉摸不定者，神品也。非法不行，奇正迭运，斐然成文，如万花春谷，灿烂夺目者，妙品也。去短集长，力追古法，自足专家，如范金琢玉，名成良器者，能品也"。他将作品分为四等，其中特别指出“逸品”中的最高标准是，融会贯通诸法，然后“法由我出”、“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”。其次是“错综变化，莫可端倪”，再次是“奇正迭运，斐然成文”，最后是起码的“力追古法，自足专家”。由此可见，他对得法、贯法、出法的标准，很有精到的意见，也反映了他能动地创新的艺术观。
甘肠在《印章集说》中继承了这个观点，只是在条件上略有变化。
杨士修，字长情，号无寄生，云间(今上海松江)人。在其所著《印母》中对批评的标准，分得更细。他说：“老手所擅者七则：日古、日坚、日雄、日清、日纵、日活、日转。”具体录两例，可见一斑。如“活’’有纵之势，厥状为活，如“弄巧成拙，便自飞去……"如“转……就全印论之，须字字转顾；就一字论之，须笔笔转顾，乃至一笔首尾相顾，所谓步步回头，亦名千里一曲”。 到晚明朱简，他在《印品》一书中更是评述英勇．直言相谈，恳切中的。如对明代印章开山祖文彭，在一定的前提下，也批评说：“寿承朱文杂体，自是伦父面目。”对于名满天下的何震，他指出：“其应手处，卓有先民模范，而亦不无屈法。”他在《印品》一书中，对当代名家，如何震之“登之小雅”、梁袭之
“盘白石兮坐紊月”、陈万言之“墨兵"等等，均能指出具体作者与作品，逐一评为“谬印”。这对教戒后生，有积极的意义。
从现在的一些印章比如：胶章，原子印章还有光敏印章中可以看出：我们现代人不但继承了古人前辈们的伟大智慧，更是把他们的结晶发扬光大，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创新，让印章更加方便和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