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至古时起，我们华夏文明就被外面所景仰、推崇，还有就是与外国文化的交流，在印章艺术这块也不例外，至明代时起，印章艺术就与外国有所交流了，让我们一起来回溯一下吧。
明代初期，在安定国内社会秩序，恢复生产的同时，海外关系也逐步有所恢复与加强。对南洋、中亚、日本、朝鲜等国有交往。永乐时曾派郑和七下“西洋”，到过巾印半岛、南洋群岛、印度、伊朗和阿拉伯等地区，目的是为了经济与政治上的发展，同时也产生了文化交流。明代中期，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也不断来华。明末意大利教士罗明坚及耶稣会传教研室士利玛窦来中国，输入了“西学”，也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绘画。中国也有商人小贩，前去南洋和欧洲贩卖中国的土特产及工艺品。
至于近中国的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，在16世纪时与我围文化艺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并深受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。
与日本的交流
成化年间，日本足利将军义政，曾派了几艘遗明船来中国，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学习。尤其是禅僧往返口本与中国之间依然如旧。因此在印章上的交往也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。由于中国书法与水墨画写意派的兴起，文人书画家在其书画作品上钤印之风，也随之东传。著名的日本画圣雪舟干公元1468年2月来华后，又多次来中国旅行写生，在作品上也钤上自己的用印。另外，禅僧书家，也常在自己作品题款署名下，加钤印章。如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《竹斋读书图》上有竺云等七人的题赞。明末我国僧人逸然(公元160i_1668年)．俗姓李，浙江杭州人，号浪云庵主，擅山水、人物，东渡日本，住长崎崇福寺。日本河村若芝等曾学干他，成为日本17世纪末叶的逸然画派。由于书画作为媒介，也间接传播了印章艺术。在这些作品上，不仪有署名款印，也有钤盖双印的，有的作品上还有引首和鉴藏印，以及道号、法名等。如在明初清远怀渭的《舆兰清楚书》(根津美术馆藏)上，钤有引首章等。这些印章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体式。一是由入元、明或赴日僧人所携去的中国印章；一是这些“范品”传入日本，给日本印人以启示，或摹仿，或有创意。最明显的如元、明时有双边形、亚字形、圆形、葫芦形，乃至鼎、爵、彝等器皿之形，也成为当时日本私印中的一种风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