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唐时代，尤其是唐代.我国是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国家，在当时世界享有很高声望。由于封建经济义化的-萄度发展，对外交通的发达，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国人民的友谊和尊重，亚洲各国都非常向往中刚，友好纽来非常频繁。唐代因而成为欧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，京城长安也就成了国际性的大
都市。政府还设置，“‘日：市监”和“市舶司”等机构，专门掌握与处理对外事宜。当时与唐代交往的国家有300多个，洲有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日本、林邑(越南)、泥婆罗(尼泊尔)、骠国(缅甸)、赤土(泰封)、真腊(东埔寨)、诃陵(印尼)、天竺(印度)、狮子国(锡兰)，其中以朝鲜、日本、印度联系更为贴切。
日本的影响
本和困来彳早在汉代已开始，东汉光武帝给予日本国王的“汉委奴国王”金印，即是明证。南朝时，来使次数大增。隋代统一，日本先后四次派使者带来僧徒数十入来留学，至唐初才先后回国，成为推动日本儒学、佛教以及手...、发展的有力人物。到了唐代，日本派遣唐使不下3次，每次总有留学生、学
问僧，少则90余人，唐文宗大和八年(公元834年)多达650余人。在日本飞鸟、白凤、奈良、天平、平安各时代(公元619—894年)，唐代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，大都被移植到日本，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口向。日本当时的绘画、建筑、工艺等风格与唐代极为类似。据文献记载，在8世纪，日本奈良时代，中国年逾六旬的鉴真和尚渡海赴日时，东渡人员中有“玉作人、画师、雕檀、刻镂、铸写、绣师、修文、镌碑……”其中刻镂、铸写等技师都是与印章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印章方面，奏现与其他学科一样，一是直接应用。如从宁波港回国的日本僧侣、商人等在贞元二十一年(公元805年)的通行证上有“明州之印”，在日本最澄的《越州请来目录》上也有“明州之印"，是年为延历24年(公元805年)，同年台州公验判署有“台州之印”。另一方面，日本接受了唐时的中国印章艺术，也开始了自已的印章刻制。如“天皇御玺"、“大政官印”，印文为小篆书体，与中国隋唐官印的形制、风格极为近似。其官印制度，也是参照隋唐印章制度而制订的。公元701年日本《大宝律令》的印制也很复杂，内印(御玺)、外印(大政官印)、诸司印、诸国印，这四级印章都有严格的规定与差别。这也是遣唐使来中国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。在一些具有官方性质的如“遣唐使印”、“嵯峨院印”寺院的“东大寺印”，以及天平十七年即唐玄宗天宝四年(公元745年)颁铸的“兵部之印”等，都具有浓厚的唐代色彩，同时也具有浓郁的日本风格。尤其在平安时代(相当于晚唐时代)的郡国古印和一些寺院、民间私印文字，与中国晚唐、五代间相似，具有六朝碑志篆额书体和楷书的风貌，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日本朴素、清新的意味。如“坂井郡印”，“寺仓印”、“传教院印”、“百济寺印”等以及圆形的“元兴寺印”、“造东寺印”等。与楷书印紧相联系的日本印瓦文字，也有浓郁的唐代风格。在奈良朝建立国分寺和国分尼寺之际，捐献建寺用瓦的人们，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名的印章，压印在瓦上，这种印章，多为木印。这种钤印的古瓦文字，多是楷书。从关东到东北出土的瓦当上常见。它与号称为“大和古印”的社寺印、国郡印、军团印、私印等极为相似，也与中国唐朝、五代的楷书印和砖瓦文字有着极为亲近的关系。如图中“物”字、“真依”等字，与《泰山金刚经》及欧字等都有许多共同之处。“都”字也与晋唐之砖瓦文字接近。日本平安时代，空海和尚回国后，把自己在中国的古文字研究成果写成专书《篆隶万象名义》，向日本介绍。其中不少为中国古代字书资料，同时也是一部篆刻字书。唐中宗时韦陟(公元697—762年)常在书作上署上花式的符号，使人不易摹仿，因“陟”字写得很好，似五朵下垂的云，故称“五朵云”。唐玄宗等皇帝也有花押署名的。日本也受其影响，如仁明天皇承和十二年(公元845年)，有纪禁的押书，尔后民间渐流传起来。